華夏時報記者胡坤北京報道

9月9日，中秋節后的第一個工作日，但家住北京房山良鄉的老姚不需要去工作，他一大早就拿著漁具來到附近的小河邊開始釣魚。此時，他30歲的兒子仍在家里呼呼大睡。

同樣在這個清晨，家住北京東部通州區的張建(化名)正站在新華大街一個十字路口邊吸著煙。和周圍的幾位“黑車”司機一樣，他不停地掃視著那些匆忙的上班族，偶爾低聲問從面前走過的人：“要坐車么？”

老姚和張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——拆遷戶。洶涌而至的城市發展浪潮將他們卷入其中，在給他們帶來一輩子都不曾冀望過的財富的同時，也徹底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人生軌跡，使他們成為了北京2000多萬人口中的“異類”。

一夜暴富

老姚住在地鐵房山線南關站和良鄉大學城西站之間的一個小區里。這個小區沒有名字，是房山線沿線很多拆遷戶的回遷居住地。老姚在地鐵線北側原本有兩間平房，幾年前被拆遷了，老姚除了領到一筆拆遷款之外，還獲得了購買兩套回遷房的指標。

張建的情況略有不同。他原本也有購買一套回遷房的資格，但他考慮再三還是放棄了。因為回遷房面積太小，他一家3口根本住不開。最后他用拆遷款在通州運河附近購買了一套商品房。為了多拿一點拆遷款買房，他沒少和拆遷公司磨嘴皮子。他笑著對《華夏時報》記者說：“我差不多算是‘釘子戶’吧！”

王強(化名)和很多“釘子戶”打過交道，他所在的拆遷公司隸屬于北京一家知名的房地產開發商。在北京，拆遷并不總是政府的事情，很多時候，開發商也會參與一級土地開發，這種情況下的拆遷款一般由開發商承擔。開發商肯定沒有政府“大方”，也沒有政府的公信力。這個時候，拆遷公司和拆遷戶之間的博弈就會變得很激烈。

王強感嘆：“北京的拆遷越來越不好做了。”

大約10年前，王強剛入行的時候，參與了天壇附近一處居民區的拆遷。他清楚地記得去一戶人家走訪時，那位北京印染廠退休職工告訴他們：“我是老黨員，我不會讓組織為難的。”最終，這位老人不僅沒有在拆遷款上討價還價，連回遷房也放棄了一套。但現在，這樣的人再也沒有了，而是“一個比一個精，一個比一個胃口大”。

“拆遷公司都是看人下菜碟，都欺軟怕硬。”家住豐臺區羊坊村的梁琪這樣告訴記者。羊坊村現在已經拆了一半，剩下的另一半也指日可待了，其中就包括她家。據她了解，已經拆遷的人家中，凡是態度強硬的，大多獲得了更多的拆遷款。“有的人平均每平米能多出一兩千元，一套房子能多出幾十萬來。”她打算在即將到來的拆遷中據理力爭，“多要個三五萬也是好的。”

“給多少錢他們都不會滿足。”王強抱怨地稱，拆遷公司一般會準備幾套方案，而就算按照最低標準的那套方案，大部分拆遷戶都能一夜暴富。尤其是遠郊區和城鄉接合部的拆遷戶，因為他們的房屋面積普遍都很大，賠償款會更多。

老姚不肯透露他到底拿到了多少拆遷款，但他承認那是一筆他一輩子也掙不到的錢。而且在他和拆遷公司簽約之后，沒兩天錢就到賬了。

有錢之后

這筆巨款砸下來，很多人就暈頭轉向了。

“那時候房子剛拆，大家還在租房子住，但都比著買車，買好車。”老姚說，現在他們小區里寶馬之類的好車并不少見，他還算清醒的，只是給兒子和兒媳買了一輛本田雅閣。

暴富帶來的另外一個影響，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上班了。老姚的兒子上過職高，學的是弱電，原本在豐臺的一家賓館上班，兒媳則在良鄉的一家超市做收銀員�，F在，小兩口都懶得去上班了，覺得那是小錢，懶得去掙。

沒有了收入，花錢卻更大方了�，F在兒媳做頭發都要開車去城里，每次都要花一千多塊。老姚的老伴勸她就在小區周圍的美發店里做，但“人家就覺得這里的店太土”。

但老姚已經很知足了，“起碼他們沒有去惹是生非。”他聽說，一些年輕人在有錢之后染上了不少惡習，比如賭博，“聽說有的連自己剛買的車都輸掉了。”

張建其實不愿意跟別人多提拆遷的事情，因為就拆遷款如何分配的事，他和父母以及哥嫂一家都鬧得不愉快。梁琪雖然還沒有拆遷，但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。她聽說已經拆遷了的表姐家獲得的拆遷款比別人都多，于是去打聽，想學習一下經驗。但沒想到，平時親密無間的表姐竟然打死也不透露自己拿到的拆遷款有多少，弄得以往無話不說的兩姐妹現在都不怎么說話了。

“我覺得拆遷挺毀人的。”梁琪說。

坐吃山空

老姚最擔心的，還是自己在銀行里的存款可能會越來越不值錢